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表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中共四大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是直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1922年中共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制定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但对中国民主革命中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关系，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到了1923年中共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党的中心工作是联合各革命阶级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制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在三大上，有不少人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可见，在党的四大以前，党对于怎样去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去贯彻这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仍不能给予理论上的正确回答。
促使中共四大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比较正确的指示。1923年5月，也就是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此外，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农民问题，认为这是“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还没有电讯联系，中俄相隔遥远，所以大会召开时未能收到这份指示，故党的三大上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
对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中共四大对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小商人和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领导权，决议强调：“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